公元1074年，苏轼调任密州。赴任途中，他想到自己这一生奔波劳苦，处境困顿，心中不免烦闷，挥笔写下：“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

但这也只是一瞬的想法，很快他就释然，决定接受现状，于是笔锋一转：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资料图片)

未来的无常很多，不必过于焦虑，不如着眼当下，享受这难得的清闲。

我们这一生，免不了要为生活而忙碌，为世俗沉沦，容易在繁杂与匆忙之中迷失自己。

适当停下脚步，找到自己的节奏，有忙有闲，张弛有度，才能活出恣意潇洒的人生。

公元1061年，苏轼出任凤翔府判官。

一入仕途，他就作《思治论》勉励自己，并写道：“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

意思是说，做事就应当迎难而上，干出实效，干出价值，他说到做到，刚一上任，就夙夜励精，解决了百姓深恶痛绝的“衙前之害”。

所谓衙前，就是专门为官府运货的差役，他们有项任务，是用水路给朝廷运送木材，但衙前既没有工资，还要赔偿运送途中的损耗，往往落得个倾家荡产的下场，苏轼想要改善他们的处境，便深入基层，日日走访。

他了解到，在河水未涨之时进行运输，便不会产生重大损失，于是他静守河边，每日观察水位，终于找到最适宜的运货时段。

他奏报朝廷，修改了衙前的运货时间，使木材损耗降低了一半，百姓感激的称他为“苏贤良”。工作之余，苏轼也不忘研究当地的风土人情。

他考察了凤翔的八大文物，一有灵感就写诗作赋。

在任三年，他一共写了一百六十多篇文章和诗词，其中著作《凤翔八观》，更是成就了凤翔古镇的千古传奇。

回京后，他的仕途开始起伏，但无论何种境遇，苏轼都能把生活过得十分充实。

在杭州做通判时，他重视水利，完成了钱塘六井的治理工程；在密州做知州时，他灭蝗虫，除强盗，筑造了家喻户晓的“超然台”；在惠州做节度副使，他又开辟药圃，筑堤建桥，解决了“米贱伤农”的难题。

在苏轼看来，不管职位大小，无论身在何处，只要能为百姓做点实事，再忙都甘之如饴。

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人生的舞台上，而在我们扮演的角色中。

为自己的理想和兴趣而忙，得其所哉，忙中有乐，这样的忙才有价值，想起梁实秋先生在山东大学任教的一段经历，那时，梁实秋身兼数职，一边授课，一边研究，工作十分忙碌。

但他时间观念极强，授课时铃响开讲，绝无赘余，下课语毕，从不拖堂。

他常对学生们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

1930年，他着手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了保证词句准确，他常常忙碌到深夜，等到译完全册，他已耗费了近40年的时光。

高效的勤奋，使得梁实秋一生成果颇丰，著作多达2000万字。老舍夫人曾用14个字精辟概括了他的一生：“生前著作无虚日，死后文章惠人间。”

谁能以深刻的内容充实每个瞬间，谁就是在无限地延长自己的生命。

人生在世，免不了追名逐利，为生活和工作奔波，如果只是瞎忙，如机械一般流转不息，必然得不到想要的回报，真正的赢家，懂得在日复一日的行动中，有所成就，有所得到，在忙碌中追逐自己的理想，在奋斗中提高生命的价值，忙出效率，忙出意义，结果才不会辜负你。

公元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彼时他官卑职小，俸禄微薄，身为一个六品小官，公事少的可怜，但他不以为意，还写诗劝慰朋友：“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对他而言，“闲”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心境上的选择。

他向往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于是利用朋友给他的荒地，学着种菜种粮，一有时间，他就去集市上溜达，还把当地“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的猪肉做成了东坡肉，除此之外，苏轼还喜欢拉着朋友漫步山林，赏景品茶，以此来颐养性情。

元丰六年的一个夜晚，忙碌了一天的苏轼正准备脱衣休息，偶然瞥到映照在门上的月光，便被深深吸引。

他散着步去找好友张怀民，恰巧好友也未寝。两人共同漫步在庭院中，享受着此刻的清闲与自在，他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何夜没有皎月，何处没有竹柏？只有闲下来的人，才能发现生活中未曾在意的小美好。

这就是苏轼，不管境遇如何，他总能把日子过得充满趣味，哪怕流落天涯，也能泰然处之。

古话说：但得心闲到处闲。

有一颗闲心，才能在闲暇中发现生活的闲趣，闲出兴味，闲出欢乐，哪怕在最低的境遇中，也能活出最高的境界，在有心人眼中，所有的闲适时光，都是一个体验生命的过程。

一如丰子恺，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四处奔逃，也能把逃亡生活当成难得的“全家旅游”，甚至在途中养鸭画画、踏春赏花；

一如汪曾祺，即使被发配到偏远的马铃薯研究站，也能在地里掐一把花、几只叶子，画出生动有趣的“马铃薯图谱”；一如林语堂，即使迫于环境不得不辗转海外，也不忘培养自己的爱好，发明出“牙膏牙刷一体机”等有趣的小玩意儿。

诗人何其芳说：“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把心闲下来，仔细感受，你会发现生活中充满了美好与惊喜。

在闲暇中滋养自己，哪怕生活一地鸡毛，也能把琐碎的日子过得有情有趣。

蒋方舟曾说：“人生只有忙与闲，利用于后立于前，才会使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

人这一生，都在忙碌与闲暇的状态中循环往复，但一味忙碌，不得闲暇，只会让自己心神疲惫，错失许多美好。

正如苏轼在《中隐堂诗》中所说：“好古嗟生晚，偷闲厌久劳。”

忙完一阵，就当适时地放松，把心情调整好了，做起事来才更有干劲。

公元1089年，苏轼回到杭州，刚一上任就遇上大旱，苏轼忙着赈灾，挖井引水解决百姓的生存问题；第二年闹饥荒，苏轼自费施粥，还创办安济坊救治逃难的灾民；灾情过去，为绝后患，他主持修缮西湖，疏浚航道，完善了杭州的水利系统。

苏轼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造福百姓的事情上，但一有闲暇，他也会找朋友放松心情，那时，苏轼最喜欢找袁公济喝酒品茶，两人经常一起游赏湖山，唱和诗词。

一日，两人结伴游玩，正待休息，苏轼有感而发：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在庾公楼闲坐赏景，看窗外诸峰如花朵般连绵不绝，他早已把自己当成自然的一部分，目之所及，皆是美好。

苏轼一个人的时候，还喜欢在高山的亭子中办公，工作结束，就小酌一杯，看看风光，找找灵感，最后寻个阴凉处小憩片刻，对苏轼来说，忙碌有忙碌的好处，闲暇有闲暇的幸福。

过好当下的每一刻，就是对生命的不辜负。

周作人曾经写道：人生，有必须的忙，也要有必须的闲。只争朝夕的忙，是为了夕阳看花的闲忙，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闲，是为了享受生活的快乐。

着眼当下，专注每一种状态，在忙碌与闲暇交织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平衡，忙时有序，闲时有趣，如此，人生才能更加的充实与丰盈。

梁实秋曾说：“闲，要闲得有滋味，忙，要忙得有价值，这样才像一个人。”纵观苏轼的一生，这句话算是对他人生态度的最好诠释。

在坎坷宦途中，他经历过起早贪黑的忙，也体验了无所事事的闲，但他仍旧活得潇洒从容，有值得称颂的功绩，也有令人艳羡的惬意。

生活就是如此，忙不能瞎忙，要忙得其所，闲不能荒废，要闲得快意。

“生态”盖指生命体与其环境的有机联系。生态伦理就是人们对生命存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道德观念、基本规范和道德实践。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环境危机的广泛体认，生态意识猛然走出专业圈囿，置身公众舞台，被赋予影响人类环境实践，维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任，成为世界显学。道教不是生态学，但其生态伦理精神因其独有的特色而为其他学说和宗教不可替代，否则就不可能衰而复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在伦理认识上，道教以其重视生命的喜乐、宁静、恬淡、朴素和心灵的充实与扩展为特色，关注自我与自然的协调，以人为本，内容简而深、博而约，具有无穷的趣味；在伦理实践上，道教致力于体玄修道，韬光养晦，淡泊名利，求得生命在情感、行为、自然、人伦与文化的互动中长存长立，因此它在对自然生态和人的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开发生命活力的自觉能动性、与自然对象的同一性以及伦理认识的整体系统性。用道教的话来说，就是“自然之道不可违” 1 、“顺乎自然之道”。此自然所指是事物本质之自然、人生之自然、社会之自然。参悟事物、人生和社会之本质，求得生命与本性应有的风格、态度和气象，就是道教伦理追求的目标与精神支柱。

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体现在它的精致深刻的内容和吸引世人的内涵中，蕴涵在使它延续、发展久远的生命力中。具体而言，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万物一体的精神。道教所崇拜的最高对象是“道”。道教的宗旨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所谓得道，就是通过修炼与大道一体化，因此，道教在中国诸多宗教中是最注重现实生命的宗教。在它看来，世间万物是一体的，自然万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应当以生为乐，重生恶死，使生命不断升华。人类也要以平等意识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与个性。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 2 ，认为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与各个层次的自然事物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世界。在道教思想家葛洪那里，万物一体的平等意识也非常明确和丰富，他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实现“长生久视”、“肉体成仙”的理想，这个理想也就是与自然齐一或万物一体的境界。道教还有“生道合一，重人贵生”思想，老子指出，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物我一也。”这表明道教注重从宇宙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意愿。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精神告诉人们，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社会。

二是生而不有的精神。与万物一体的精神相关联，道教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和准则是产生万物而不占有万物的道德。道教认为，人的肉体修炼、精神完满的最高境界是“道”。“道”是如何产生的呢?葛洪提出：“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 3 并且自认为这是对老子智慧大道的发挥。老子曾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的要义是：“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由之，只有“道法自然”才符合道德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在于繁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制它们。唐代道教学者、医学家孙思邈就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他的医学理论以天人一体、生而不有说为基础，谓“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支五藏”，“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4 孙思邈本人“学殚数术，高谈正一”，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品德高尚。道教的这种生而不有的精神具有相当的实践性和普世意义这种实践性和普世意义，提出了世间事物持续平衡发展的观念，揭示出人类要顺应自然，效法自然法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才能得心应手，取得成果；如果强行索取，则会适得其反，破坏和谐，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

三是曲成万物的精神。在道教以前，《周易传》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这里指出天道与地道是相对峙而又相协调的，其协调是由人来作中介的。老子将人提到重要的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既然“人亦大”，那么人就不是仅依附于自然，受制于自然，而要驾驭自然规律。因为人要依靠自然而生存，要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道教于此进而提出：人要三思而行，审时度势，求仙问道而不强作妄为；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势必败坏心性，甚至危害人类自身。道教的修习者认为人与宇宙万物是互相感应的，感应的基础在于人和万物都有灵性，人与物资讯相通。宇宙演化不停，生生不息，人作为宇宙共同体中的一员，应该以促进整个宇宙更加和谐完美为目标，而不应该以毁灭各种自然物的行为来扼杀宇宙的生机。因此，道教不仅给人以一种思想信仰，以安身立命或将注意力放在教义教规的完善和遵守上，求得祭祀、祈祷的肃穆和虔诚，而且将信仰或教义教规具体化为各种道功、道术，进而形成操作体系，引导众信徒去实践力行。可以说，道教是重视道、术、行的宗教，既重视“道”的提升，又积极提倡功法和炼养术。真正的道徒对道教真谛的切实掌握，在于不仅要懂得它的基本宗旨，或具备其虔诚的信仰，还要作道术的训练，努力积累道功，日进无疆，不断深化和纯正信仰。这样，就充分强调了人类活动的主体能动性，以及人与自然的适应性。人作为天地的中介与协调者，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制约自然变化，加以引导，以曲成万物。

四是合而不同的精神。道教合而不同的精神是与传统伦理学中的“和合”精神相承接的。道教《太平经》提出：“中和者，主调万物者也”，认为自然界与人间社会各层次的事物，皆包含阴、阳、和三种基本要素，合而构成一物，故名三名同心。“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5 三名同心就是理想的太平世界。阴阳之道体现天意，所以人要顺应阴阳之理，从各个方面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顺，才能消灾去异，致力世界太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道教在信仰系统、丹术符箓、仪式规范中发展了和合的思想。合而不同的生态智慧，帮助人们认识到世间万物多样性存在的意义。保护了事物的多样性，就有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

五是循环再生的精神。在关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然方面，传统的中国人确立了“大”和“久”的目标，并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要有中正的德性，效法天地，用制度节制人的无穷欲望，不造成对自然与人类的伤害。《周易》指出了两个途径，其一是“九二贞吉，以中也。”其二是“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天下，不伤财，不害民。”道教也发展了类似的思想，强调对生命以及生命存在条件的确认是圣人之智、圣人之德，是圣人之业，人的理想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物我同一的美好社会，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生命可以循环连续、周流罔停、生生不息。早期道教认为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卓然特立于一般人的本性之外，甚至化身异形，有似雀之化为蛤，雉之化为蜃。后来的道教吸收了更多的人伦日用思想，从生命循环再生的角度出发，把“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入任意” 6 作为神仙之道。五代时期的道教学者谭峭以“化”的观点看待宇宙、人生和社会，提出：“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化精，精化眄，而顾眄化揖让……” 7 整个人生和社会的兴盛就处在变化统一的过程中。道教在利用物资的观念上，主张人类要多多节制欲望，保持万物的生机与发展活力，这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依时令进山伐林，夏以前禁采樵，禁捕幼兽幼鸟、禁杀鱼蟹，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等观念是相当一致的。人与生物资源相处，要进行物质交换。进行物质交换不是强行占有，而是对自然作顺应与调适。

六是融通万有的精神。道教思想一向把大自然看作是一个充满生命的超巨大系统，其中的所有事物都相互有机地联系着，宇宙在其历程中运行，是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的交叉线。从老、庄之始便探其玄机，以揭示自然界中固有的整体关系。老子说：“大道泛合，其可左右。万物持之持生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8 也就是说，大道像广阔的河水一样滋润着万物，毫无私心，毫无偏意，像伟大的母亲一样爱护着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依靠道的养育而生。对自然界要善意对待，这是因为在根本上“人与天一也”。9 既然如此，就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庄子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10 也就是说，万物都来自特定的物种，但在不同物质的物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和转换，如同圆环一样，分不出始终和次序。这种自然的联系性，可以叫做“天均”。道教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是创造一切生命的总源泉，是融贯万物生成的总动力。唐代道士吴筠说：“通而生之之谓道，道固无名焉。畜而成之之谓德，德固无称焉。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知其终。探奥索隐，莫窥其宗，入有之末，出无之先，莫究其朕，谓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纲也。” 11 这里立足于物象世界的固然之理，推理道德本体对于物象世界的意义，其中蕴涵着通生无匮、品物有方的生态伦理智慧。大道是宇宙的本原，也是观察天地万物的出发点；站在大道的角度观察人世，天地同一，万物一齐，物我无分，无此无彼；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人间诸事虽然各有其理，但说到根本上，则各顺其情，各尽其性，各自自然，各自皆安，这就是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体悟到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也就体悟到了大道，也就融入了大道。

总而言之，上述诸方面，落实到现实中以保持生物物种、绿化美化生活环境，可以为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就意味着，道教生态伦理必然并且能够进行现代性转换。而转换的契机，则在于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现代性人格的塑造。因为根据道教的观念来看，人经过修炼而达到的崇高境界并不神秘，遥不可及，至高的神仙也是人在世的造化和修行的体现。我国宗教史专家牟钟鉴先生把道教的神仙人格特征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生命力深厚旺盛，因此能够健康长寿；二是精神境界高超，摆脱“小我”而成就“大我”，所以精神可以不死；三是智慧超群，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却又大智若愚，和光同尘；四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功德在世；五是潇洒自在，豁达从容，善于化解烦恼，始终保持喜乐心情。能够做到这些方面，就可以称为活神仙。所谓神仙境界，除了幸福快乐的人，便是优美宜人的环境。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人民和平幸福地生活着，其乐融融，这就是人间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12 我们认为，人们只要努力建设，把中国道教的这种万物一体、生而不有、曲成万物、合而不同、循环再生、融通万有的伦理精神，融会灌注到现代人格的塑造中，用以推进我们的物质和文化建设，人间的仙境是可以在眼前出现的。

在忙中释放人生的价值，在闲时感悟生命的意义。

本文作者：每晚一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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